电影编剧成弱势群体 两岸三地学者拟建议为黄大仙文化申遗

作者 澳门葡京赌场 浏览 发布时间 17/04/22

  前不久,电影《白鹿原》上映,旋即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孰料知名编剧芦苇炮轰该片导演王全安,还抖出自己辛辛苦苦写出的剧本,被后者“掉包”的一段轶事。一时间,编剧跟导演、制片公司的矛盾再次浮出水面。

  惠州11月15日(宋秀杰 谢思雄 杨世杰 陈日洋)15日,在2013广东道教文化节暨第七届惠州国际(休闲养生)旅游节的系列活动之一的“道教文化与生态文明”研讨会上,来自罗浮山文化研究会、浙江道德文化研究会、香港黄大仙文化研究会等两岸三地的50多名专家学者强烈呼吁,建议为黄大仙文化申遗。

  广东罗浮山文化研究会会长谢泽南说,广东博罗、浙江金华和香港三地在黄大仙一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金华是黄大仙的出生地,香港是他的发祥地,而广东博罗则是他的成仙地。据史书记载,黄大仙,真名黄初平,师从我国东晋时期道教理论家、药学家、化学家葛洪,被称为葛洪的“仆隶”。在葛洪死后,黄大仙继承了葛洪济世为怀的“为民”精神,频繁出入乡间,为人治病,救民于苦难,有求必应,得道成仙后被世人称为“地仙”。

  近年来,有关编剧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新闻,时有所闻,在影视产业链中,编剧似乎每每沦为弱势一方。与电视编剧相比,目前,电影编剧的处境可能更加糟糕。本报记者专访了多位知名编剧,几乎每个人都满腹怨气,自言都有上当受骗的经历。在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作为影视生产的重要一环,编剧何以变成了弱势群体?

  署名被侵犯,原作改得面目全非

  在早年的中国电影银幕上,编剧都是在开片字幕中率先出现,其后才是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编剧绝对占有主导位置。然而,近年来,编剧署名位置已发生很大改变,基本排在制片人、主演等之后。在电影海报上,编剧的署名更被边缘化了。最近上映的古装片《铜雀台》编剧汪海林发现,自己的名字位于海报的角落,不仔细看压根儿看不见。相比之下,导演的署名越来越突出,“某某导演作品”的字样跃然在银幕和海报的显著位置。

  此外,目前有很多电影,编剧署名时都会出现几个人并列的情形,而真正的编剧只有一位,其他署名都是导演或者制片人。“有的导演参与写剧本,署名编剧没问题。但有的导演只是改了几百字,或者跟编剧讨论了一下想法,署名编剧就很不厚道。”知名编剧张海帆说,这类导演就是想多占坑,文字、影像的名利全都占着。这还不算,有的编剧甚至连署名的机会都被导演剥夺了。“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结果,影片只有导演的署名,还拿了奖,恶心死我了!”编剧余飞愤愤地说。

  编剧苏健打了一个比方,“影视如建楼,出品人相当于楼主,制片人相当于承建方,编剧是建筑设计师,导演是包工头。现在的情况是,包工头不甘心只当包工头,还想署名为建筑设计师。” 事实上,如今大多数在编剧名字前面加上导演名字的,基本都是烂片。“有好多大导演,不署编剧名字时,还拍过好片,一旦惦记署名编剧,就基本完蛋了。”编剧全勇先感慨,大家都把自己的本分事儿干好不是挺好吗?

  除了署名权常被侵犯,编剧创作的剧本也经常被导演改得面目全非。“常听导演抱怨没有好剧本,但编剧写了剧本,有多少导演按这个剧本去拍?在这个行业里恐怕连5%都不到。”余飞抱怨,很多导演并不真正需要编剧的才智,只是想利用编剧为自己服务。比如《赤壁》,就曾把国内一线编剧用了个遍,芦苇、邹静之都参与过编剧,但剧本都以不符合导演吴宇森的想法为名被否决,最后,吴宇森还是采用了自己写的本子。

  张海帆的小说《大魔术师》卖给导演尔冬升,最后拍成了电影,但今年影片上映后,张海帆很不满意:“尔冬升以前电影走的是现实主义路子,跟我的风格一样,我很信任他。没想到他改得太多,把一部正剧改成了闹剧。我挺后悔卖给他的!”据他介绍,国内很多影片为了商业目的,经常额外加一些激情戏,编剧直到看了片子才知道剧本给偷偷改了。

  在国内电影圈,导演几乎是绝对核心。余飞说,像芦苇这样重量级的编剧,可能还有些话语权,但在大部分电影项目里,说得难听点,编剧的作用其实比一个打字员好不了多少。编剧的存在就是为了完成导演的想法,一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苏健说,片子拍好了,功劳都是导演的;片子没拍好,大家骂编剧剧本太烂。

  导演中心制下编剧被牵着走

  在国内,电影被认为是导演的艺术,实行导演中心制。在此不成文的行业规则下,编剧几乎被导演牵着鼻子走。“上世纪80年代,国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地位很高。后来,为了改变僵化的计划体制,增加艺术创作的自由度,导演的权力得到扩大。”汪海林说,这本来是一种进步,但后来矫枉过正,导演的权力在电影创作中变得一枝独大。

  现在,电影圈内流行的生产模式是,制片人或投资方先找导演,导演有了自己的想法,再找编剧写本子。这跟电视剧的生产模式不一样,电视剧一般是投资人先找编剧,剧本写得差不多了再找导演。“电影圈这种做法导致制片人受制于导演,一切成败依赖于导演,实际上是导演中心制的体现。”汪海林指出,导演主抓整个电影项目,肯定会干涉编剧创作,在这种情况下,编剧很难发挥自己真实的水平。

  “《三枪拍案惊奇》就是导演要求编剧这么写的。导演太自我膨胀,硬要插手编剧创作。”汪海林说,实际上,很多导演一旦有了点名气就会越来越膨胀,把整部电影都看成是导演一个人的,对编剧极不尊重。

  在汪海林看来,香港的麦兆辉、庄文强是导演与编剧优质组合的典范,两人长期合作,彼此互补,利益分配上也完全平等。但在内地电影圈,导演、编剧之间经常是一次性合作,一锤子买卖,很难形成长期合作关系,能维持五到十年的极为少见。

  应当承认,导演中心制有其合理性,导演对剧作的二次处理也在其艺术职责的范畴之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国内导演常常不仅担任导演工作,还亲自出任制片人,或者让自己的亲戚特别是老婆担任制片人。《白鹿原》导演王全安就身兼制片人,掌控着剧组财务支出。陈凯歌、陈红更是著名的导演、制片人夫妻档,把控着整个电影项目。“导演能力很强,还勉强可以这么干,但仍会在剧组形成一个小‘朝廷’,没有人能对导演进行制衡。”余飞嘲笑说,目前内地的电影生产环境显然对导演有利、对编剧不利。

  忽悠写剧本,遭遇“霸王条款”

  在与制片人、制片公司打交道时,编剧也屡有上当的经历。“现在,能拉到钱就能当制片人。”苏健感叹。然而,制片人要想拉到资金,手头一定要有项目,这就需要编剧,这时,制片人会非常热情地一口一声“老师”,请编剧喝茶吃饭,显得格外客气。而一旦剧本写好,交给制片人或制片公司,马上就不再有人理睬编剧了。

  “在拉到资金前,制片人一般不愿意跟编剧签合同,直到影片开拍之后才会跟你商量。”苏健说,“有良心的制片人还会遵守当初的承诺,把稿酬付给编剧;没良心的制片人就会说你的本子不行,另外找人,把你晾到一边去了。更可恼的是,你的创意可能就被剽窃了,我的剧本就被剽窃过。”他还透露,自己很多编剧朋友,跟制片人、制片公司打交道时,都有过创意故事被后者剽窃的经历。“我现在写完一个剧本,都要先去备案、版权注册之后,才敢拿出去给人看。”

  最让编剧们气愤的是,制片公司往往会有“改到制片方满意为止”的霸王条款,编剧们表示,这一条款相当主观,没有任何客观的参照标准,基本上就是片方说了算,而且往往成为他们拖欠稿费的一个借口。

  由于近年来电影产业炙手可热,很多行业外的资金也大量涌入,有些房地产商、煤老板都热衷于影视投资,成了制片人。“很多制片公司老板除了有钱,根本不懂艺术创作,但他们觉得自己有水平,经常对剧本提出各种问题,叫编剧改上七八遍,编剧都快改吐了!”张海帆透露,本来一个挺不错的本子,这么一折腾,连编剧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说起来,剧本是一剧之本,但实际上编剧连一个二线演员的报酬都拿不到。汪海林更认为,电影、电视剧是以剧本为中心的,应该把最大的稿酬份额给编剧,这符合影视剧的创作规律。然而,在上亿元投资的电影里,电影编剧却连投资的零头都拿不到。一般一个电影剧本的稿费也就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之间,最大牌的编剧也就一二百万元。

  写电影剧本不如写电视剧划算

  “以芦苇老师的才情、执着、认真与情怀,尚且遭遇如此待遇。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写电影剧本?”余飞说,《霸王别姬》、《活着》获了国际大奖,导演、演员都有好处,只有编剧什么好处都没得到。知名编剧王兴东也埋怨,自己编剧的《建国大业》拿了奖项,却似乎跟他毫无关系。相比之下,电视剧编剧的处境要好得多。

  在编剧们看来,写一部电影剧本拿几十万,往往要耗费很多精力,而写一集电视剧也能拿到十几万,且电视剧写起来轻松得多。“电视剧导演一般很少改本子,因为几十集的篇幅,改一处就牵动全身,会非常麻烦。”余飞说,电视剧已经被业内承认是编剧的艺术,自己认识很多中青年电影编剧,都改行去写电视剧了。

  “不是我们不愿意写电影剧本,而是每一次触电,几乎都给编剧留下心理创伤。”苏健无奈地说,自己最近完成了三个电影剧本,不打算再交给导演,而是计划明年自己当导演。“你千辛万苦写了几十万字,被人拍成一部大烂片,你有成就感吗?还不如自己做导演,或能保证剧本的完整性。”他认为,电影圈对编剧的伤害、打击,已经影响到整个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每年拍出来的数百部影片,剧情过关的好影片没有几部。

  王兴东认为,剧本是电影产业的立足之本,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中国电影出现的一系列乱象:题材跟风,反复翻拍,内容拼凑、复制抄袭,原创疲软、好剧本荒,正是近20年来轻视编剧、蔑视原创结出的苦果。

  编剧和制片人队伍良莠不齐

  提及编剧与导演的合作,曾在一起合作过“农村三部曲”和“抗战三部曲”的导演肖风和编剧程晓玲堪称凤毛麟角。“电影是导演的艺术,如果导演和编剧在创作观念上比较一致,就没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在创作观念上是一致的,她的剧本拿出来,我会说一些看法,但不会有损她的尊严。”肖风说,自己在影片中特别署名“程晓玲编剧作品”,彼此没有名利上的冲突。

  肖风解释,导演带着上百人的剧组,现场不可能百分之百按照剧本来拍,有时可能会跟剧本产生差距。“而且,导演现场即兴创作,也会改动剧本;现场条件不具备时,导演做一些调整,也很正常,不可能完全根据剧本来拍。”他说,这些就需要编剧理解。至于署名问题,他认为,可能有些导演太计较名利了,其实导演没必要跟编剧争名声,因为电影就是导演拍的作品。

  还有导演认为,大多数编剧写不出及格的剧本,怨不得导演改动。“电影剧本中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不少人真不知道。那些动辄抱怨自己在剧本中写镜头用法被导演批评的,常常质询不写这个写什么,这种人以重新进修为妙。”导演赵宁宇认为,国内有一半以上的编剧、导演写不出合格的剧本。导演何平则认为,与其空谈编剧的处境,不如实实在在为编剧和故事创作人创造机会。他建议,国内制片公司应效仿好莱坞,出资大量收购创意故事版权,给大量年轻编剧提供机会,作者可以保留编剧权,或者保留故事创意署名权。

  对于编剧时常遭到的不公待遇,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秘书长王凤麟认为,目前编剧队伍庞杂,地位确实有待提高。他还介绍,眼下国内制片人队伍也很杂乱,成熟的制片人很少,不懂得尊重行规。“制片人跟编剧产生矛盾,在艺术见解上可以讨论,但克扣酬金肯定是没有道理的。”

  王凤麟感慨,国内电影生产尚未形成一个有效而公平合理的机制,而好莱坞各大制片公司,制片人负责整个电影项目,找人负责不同阶段的工作,编剧写剧本,导演拍摄,剪辑剪片子。“国外实行的是制片人中心制,制片人相当于厂长,导演和编剧都只是雇员,都要体现制片人的意志。”他表示,相比之下,国内制片人什么来路都有,很多人驾驭不了电影项目,变成了导演的傀儡,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制片人。

  “目前国内大部分剧组以导演为中心,导演把自己的位子看得很高,话语权太大。”影评人兼制片人曾念群说,编剧地位过于弱势,恰恰是中国电影工业太不专业所暴露的一个弊病。“电影工业需要商业片支撑,商业片需要成熟的生产模式,导演、编剧、演员等各司其责,谁也没有太多的特权。”他说,“在电影工业发达的地方,导演只负责把剧本变成画面,在编剧方面,会有专门的剧本策划部门打磨好剧本,一旦剧本定下来,不可能随便改动。”

  记者观察

  建立行业规范

  才是王道

  前几年,好莱坞编剧大罢工,最终以编剧维权胜利结束。在国内,有些编剧也效仿维权,最后却不了了之。这两年来,电视剧编剧的处境确实有所改善,集体发声,业界地位有所提升。相比之下,电影编剧的权益仍然难有保障。当大多数编剧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或者多少都有被欺诈的经历时,也就间接折射出这个行业的混乱程度。电影编剧要想得到应有的地位,必须建立合乎产业发展规律的行业规范。

  在编剧被愚弄的诸多事例中,经常是所签合同不规范,导致被制片人或公司钻了空子。目前,编剧大多是单打独斗,没有自己的经纪人,也没有负责维权的行业组织,在跟合作方谈判时,很容易吃哑巴亏。毕竟,他们不是律师,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尽快建立合理的编剧经纪人制度,由专业经纪人出面洽谈合作,可能就会使编剧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比如国内演员就较早地实行了明星经纪人制度,在维护演员权益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的当下,编剧也应该借鉴演员经纪人制度的经验。

  在当前市场大环境下,编剧被排除在整个产业链之外,基本上等同于一个码字工,行业所有利润都跟编剧没有什么关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有违电影产业发展的市场规律。提供原创剧本的创作者,却被排斥在产业收益分配之外,又怎么可能调动起编剧的积极性?比如好莱坞,编剧除了稿酬,还可以分享电影版权带来的一系列收益。在国内,编剧除了拿稿酬,基本没有任何版权收益。尤其是中下层编剧,只有被投资方盘剥的份儿。作为电影产业中一个很重要的工种,其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整个产业发展是不会有好处的。

  中国电影现在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支持。国产片完全可以聘请国外特效团队参与制作,也可以聘请豪华明星阵容参演。比如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就请了好莱坞特效团队和国际影星加盟,但影片仍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不能不说跟剧本很有关系。有了一个好剧本,导演才有了进行二次创作的基础,演员才有了可以表演的角色。如果国内电影人仅仅重视特效技术、明星阵容,却轻视编剧的作用,那么,这几年因包装华丽、内容贫血而饱受诟病的古装大片,已经给出了惨痛的教训。

  跟美国编剧拥有的工会组织相比,国内编剧的行业协会组织也存在很多不足,很少出面帮助个体编剧维护正当权益。当前,国内电影产业尚未真正建立行业规范,而随着电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各大公司间的洗牌,那些投机色彩较浓的制片公司势必被逐渐淘汰,并向更专业、更规范的方向迈进。这时,电影编剧协会也需改进自己的工作,积极发挥协会作用。也许,只有整个行业规范了,编剧才不至于诉苦不迭。

  此次研讨会上,广东博罗、浙江金华和香港三地的道教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在交流道教文化的同时,共同商讨“三地一申”,即三地联合为黄大仙申遗的可行性。此前,来自三地的道教专家学者已初步达成共识,将把罗浮山哑虎岩故事在内的26项黄大仙文化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

记者 周南焱

  据了解,目前广东罗浮山文化研究会已经收集到了80多个黄大仙在岭南的故事,不久将汇编成册,供后人学习其爱民、忧民、为民的崇高思想和伟大精神。

  罗浮山是中国道教十大名山之一,一直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必到之地,也留下了不少的传世之作。据罗浮山文化研究会的不完全统计,历朝文人在罗浮山撰写并留下的诗、词、歌、赋、谣、铭等作品共有5000余首(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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